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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杨智杰
发于2026.1.5总第121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影响力行业创新
他是一位从清华园走出的科技探索者，怀揣“用造飞机的技术服务千家万户”的初心，将尖端科技注入日常生活。他领导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定走向高端市场，短短七年将中国智造带向百余个国家和地区。他坚持以用户为中心，让技术创新真正普惠大众。他带领下的追觅科技不仅连续六年实现年复合增长率超100%，更成为中国科技创新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。
和俞浩面对面交流时，很难忽视他眼神里透出的笃定和自信。作为追觅科技的创始人兼CEO，俞浩今年39岁，创业已近十年，聊起技术和他钟爱的飞机等话题时，他会不自觉地微微睁大眼睛，身体前倾，手也比画起来，透露急切分享时会有的兴奋。
无论是产品布局还是市场表现，追觅都是当前最受关注的科技公司之一。成立于2017年，追觅以高速数字马达切入市场，用自研技术追赶上戴森，短短几年间，接连推出扫地机器人、智能洗地机、高速吹风机等产品。近年来，公司业务进一步延伸至空调、电视等智能家电，技术研发覆盖智能算法、运动控制、仿生机械臂等领域，逐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产品“宇宙”。
近期，俞浩以22.82亿元并购传统包装企业嘉美包装，更让外界看到俞浩在不同领域推动市场革新的决心。
这并不是一条典型的创业路径。更常见的故事是，企业家在某个单一赛道里反复打磨，做到头部，再逐步拓展。更何况，清洁电器、智能家电本就是竞争最激烈的红海市场之一。也因此，外界常有人问：追觅是一家怎样的公司？数据给出了另一种答案：如今，追觅扫地机器人已在22个国家和地区拿下市占率第一，跻身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前三。
与快速扩张的产品版图形成对照的，是过去两年，俞浩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，也极少回应外界的讨论。但要理解追觅，始终绕不开俞浩本人。
“不按常理出牌”
外界给追觅贴过很多标签，其中一个是“逆共识”，换句话说，不按常理出牌。对于俞浩而言，并非刻意选择的姿态，而是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。
1987年，俞浩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乡镇。从小，他就对“自己动手”有着近乎本能的着迷。他玩具不多，很多都是自己拼装的，比如足球，“当时买一个挺贵的，我就研究，用20个六边形加12个五边形，自己拼了一个”。
12岁那年，家里需要接电线，原本要请电工，俞浩主动把活儿接了下来。俞浩当时上小学五年级，还没学过物理，“但就觉得自己能搞定”。楼梯间有一盏灯，要两个开关同时控制，他凭直觉，用干电池测试，设计出了一套双控电路。原理很简单：两个开关同时接正电或同时接负电，灯不亮；一正一负，灯就亮。
三年后，初中物理课讲到电路，他才发现，书上的解法和自己当年的设计完全不同。自己的方案更省电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几乎没人这么做。后来他意识到原因：教材里的双控电路是基于直流电设计的，在他成长的年代，电网高度普及，条件变了，但多数人还是沿用书上的旧方法，很少有人会给予现实重新求解。
高中时，俞浩要求自己每周写下一个专利构想。尽管绝大多数点子早已有前人涉足，但这训练了他的思维。2005年，凭借物理奥赛成绩，俞浩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。在清华大学“挑战杯”竞赛中，他要设计一架飞机，但方案被导师否定，因为“违反了飞机制造原理”。但在俞浩看来，这只是超出了导师的常规认知。他坚持完成了设计，最后拿了一等奖。这次经历让他更笃定，所谓权威，是应当被打上问号的。
在一次对谈中，许知远评价俞浩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”。也有人称他为“狂人”，在追觅，这种气质被具象化成一句贴在墙上的口号：“要么不做，要么做世界第一。”
不过俞浩的“狂”，不是一种情绪，而是对技术的信心。求学阶段，他一路保送，没有经历过高考、研究生考试。2009年，他独立完成软硬件设计，研发出全球首个三旋翼无人机。他后来坦言，得第一会上瘾。“我一路没有经历过大的失败，这让我研究高速数字马达时，有一种信心：都是人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？”
2015年，俞浩决定创业，当时外界很难相信，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能在高速数字马达技术上追赶甚至超越戴森。高速数字马达有一个关键指标是启动时间，类似发动机油门，越快，响应越好。戴森的启动时间在900毫秒以上，被业内视为难以突破的上限。但俞浩和团队只花了两周，重写代码，把启动时间压缩到180毫秒。
在他看来，很多人只是根据前人经验调试，他们是从头再来：把系统拆解到最基础的层级，从底层重新构建。真正的难点，不在技术，而在心理上的突破：大家觉得戴森只可以无限接近，无法超越。以至于当他们在实验中看到数据赶超时，第一反应是担心弄错了。
俞浩始终认为，经验往往建立在“时空不变”的前提下，但现实恰恰相反。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，必须回到当下的技术条件和市场语境中。在他看来，新一代年轻企业家要敢于挑战各种所谓“不可能”，只要这个“不可能”没有超过物理学的边界或者人类认知的边界，“剩下的都是资源问题”。这套逻辑，也体现在追觅每一次的关键选择上。
跨界的底气
俞浩从小迷恋飞机。走在路上，听到飞机引擎声，他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抬头看。时间久了，单凭声音，他就能分辨机型。初中时，他已经自学了流体力学的教材。俞浩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，选择了向往的航天航空学院。2009年，他在清华大学发起了一个科技创新平台“天空工场”，不设专业和履历门槛，只招真的喜欢飞机并且愿意动手的学生。
俞浩相信，一个顶级工程师，胜过十个平庸工程师。在天空工场，他选人的方式颇为极致：不面试，下午6点放学后，申请的同学会收到与技术或设计相关的题目，截止时间是第二天早上6点，12个小时极限挑战。“这是个奇葩组织，很多人当场就放弃了。”他后来回忆。但留下来的，是那些对技术足够热情的人。几年后，追觅最早的核心成员，几乎全部来自清华大学天空工场。
如今，追觅“跨界”频频被讨论。但对俞浩来说，这个问题从创业之初就一直存在。他经常被人问：一个研究飞机、无人机多年的极客，为什么会去造扫地机器人？
时间回到2015年。当时全球无人机创业异常火热，融资规模和数量刷新历史纪录，“几乎每个投资人的办公室里都会摆一台无人机”。但俞浩很清楚，这是一条技术密集却相对小众的赛道。
他决定创业，明确自己不满足于只做一家产品公司，而是想创立一家科技公司，不要“小而美”，要百亿级甚至更大的规模。倒推下来，产品必须进入千家万户，同时具备真正的技术壁垒，而且这些技术要能不断迁移、复用到不同品类中。
当时，戴森刚进入中国市场不久。无线吸尘器的便捷性，给消费者带来强烈冲击，也迅速带动了行业的升级。外观设计、马达性能、气旋结构，成了厂商追逐的焦点。俞浩盯上的，是最难的一环：电机。这是家电的“心脏”，决定吸力、续航等。这套逻辑，他再熟悉不过。在飞机和无人机上，动力系统的跃迁，同样直接决定整机性能。
当时，戴森高速数字马达的转速已经达到每分钟10万转，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，而国内产品大多停留在2万转。表面看是五倍差距，换算成吸力，“可能是接近20倍的差距”。这也是俞浩看到的机会。“我们就在想：能不能把原来做飞机的一些技术，用到研发高速数字马达上？”
但现实并不浪漫。高速数字马达不仅涉及气动、电磁等底层问题，还要解决动平衡、减震、降噪、散热等量产难题。更现实的是，最初的团队只有3个人，东拼西凑出10万元，是全部的研发经费，但他还是决定试一次。“我知道很难，但就是想试试。”
2017年夏天，在一次测试中，团队发现关键性能参数已经超过当时戴森的水平。俞浩记得，实验室里情绪很复杂，兴奋、紧张、怀疑、惊喜交织。经过反复测试和验证，他们最终确认，自研的高速数字马达转速，达到了10万转/分钟。高速数字马达突破后，追觅的产品边界开始向外延展：从吸尘器，到洗地机、扫地机器人、高速吹风机。
2025年3月，追觅在全球新品生态发布会上，一口气推出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智能厨电等产品，正式进入全屋智能领域。6个月后，公司又发布30多款新品，覆盖清洁、家电、家庭健康与个护等多个方向。
在俞浩看来，自己并没有脱离之前的志向。实际上，在天空工场时期，他们的研究本就不局限于飞机。团队研发过睡眠监测的智能手环，也尝试过无人驾驶汽车。造飞机的技术，只是换了一种落点。他多次提到，追觅具备连续创业的能力，能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技术复利的优势，抓住全球格局变迁带来的机遇并迅速成长。
不做“专才”
追觅的大本营在苏州，但近几年，俞浩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外。
如今，“出海”成了中国企业绕不开的关键词，但在2018年推出独立品牌时，追觅已经把自己定位为一家全球化公司。“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，一家能做多品类、多业务的公司，天然比只做单一品类更有韧性；一家在全球市场发展的公司，也一定比只在局部市场竞争更有优势。”俞浩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许知远曾在和俞浩交流后，把他放进更大的时代背景里观察：这一代创业者成长于全球化加速的阶段，接受系统、完整的工程教育，亲历中国制造和工业能力的快速追赶，也因此更有信心，直接走向更大的舞台。
俞浩也公开提到，与上一代企业家相比，新一代创业者的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。过去的企业更多是填补国内空白，而现在，人们更愿意直接去做全球首创，在技术创新的同时，叠加商业模式创新。
这种判断，直接体现在追觅的市场选择上。相比过去中国企业常见的“性价比换市占率”的打法，俞浩从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在中高端市场。这条路在当时并不被普遍看好，“靠品牌、靠科技走出去，几乎没有先例，很多人觉得不可能”。但他没有选择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起步，而是直接进入韩国、德国、法国、美国等高端市场。
到2023年，追觅海外业务同比增长120%，产品覆盖中国、美国、德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作为核心产品之一，追觅扫地机器人已在22个国家和地区拿下市占率第一：在比利时超过60%，在瑞士突破50%；在瑞典、丹麦、芬兰、德国等市场，长期维持在40%以上。IDC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追觅在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的份额达到12.3%，是全球前五厂商中增速最快的一家。
追觅的全球化和跨界扩张，前提仍是足够深的技术壁垒，以及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。2017年，追觅凭借自研高速数字马达进入小米供应链，一举成名。但俞浩始终清醒，必须在上一个优势还没有被追赶上之前，尽快建立下一个优势。
2018年之后，团队继续在高速数字马达上加码投入，长期保持高于行业水平的研发强度——研发投入约为同行的三倍，占营收比重达7%，技术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60%。马达转速也从每分钟12.5万转、15万转、18万转持续提升，目前已储备20万转/分钟的技术能力。作为国内少数实现高速数字马达自研自产的公司之一，这一核心能力，成为追觅不断跨界、快速扩展产品版图的重要支点。
技术迭代的同时，伴随的是对供应链的深度改造。俞浩介绍，当马达转速达到10万转/分钟时，轴承等关键零部件几乎只能依赖日本、德国供应商；冲刺12.5万转时，追觅一边继续进口，一边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国内供应商。一个现实考量是，海外供应商从提出需求到反馈，往往需要三个月，而国内工厂三天就能给出回应。
国内工厂有设备，但没经验，俞浩带着供应商一步步试错。当技术推进到15万转/分钟时，海外供应商已经无法满足要求，真正进入了技术“无人区”。最终，这批被追觅带出来的中国供应商，完成了突破，实现了稳定交付，让追觅率先站到了行业全球第一的位置。“如果我们没有在12.5万转的时候开始培养国内供应商，没有深度掌握供应链，是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的。”俞浩说。
俞浩身上依然保留着非常明显的极客气质，但他很早就意识到，自己并不想成为“专才”。在研究生阶段，除了研发飞机，他曾考虑过转向物理研究。但很快，他产生了警惕：当一个复杂问题被一层层分解，研究越往深处走，单个成果的边际价值反而越小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企业，长期在同一个领域里埋头打转，很容易把局部经验误认为“真理”，也容易被束缚。
这种思考方式，也被他带进了企业经营中。“站在今天看，是不是能够把社会学、物理学和商业世界结合，建立新的知识体系？”他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提到。相比“跨界”这个说法，俞浩更愿意把自己形容为一个研究“社会物理”的人：对复杂的商业现象进行归纳，提炼出基础规律，再把这些规律推演到还没发生的事情上，用来指导决策。
随着追觅的产品和业务线不断延展，俞浩对自己的要求也在变化，必须看得更广。“我会看技术、产品、营销、供应链，也会看历史、生物、物理。”在他看来，世界的变化快过既有规律，业务线越多，不确定性也随之放大。一个赛道上的成功经验，未必能原样复制到另一个赛道，这需要管理者拥有一套具备迁移能力的理论框架。他更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“通用模型”，而非只适用于某个垂直领域的模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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